案例一：乔治.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
一、战争的起因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以上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所以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则陷于衰退的泥潭；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加剧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折衷路线──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从今天看来，英国政府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时机选择的相当错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英镑已经处于严重被高估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经济非常不景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这个数字无疑太高了。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又给英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加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加上最后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低调，他们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从事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二、伦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
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伦敦不会沦陷。
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今天，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1992年正是德国春风得意的时代，分裂多年的两个德国已经统一，全世界都预测一个强大、繁荣、举足轻重的德国即将出清，欧洲将毫无疑问地在德国的主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终合为一体。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又加强了德国在西欧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国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承担主要的防御工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德国人曾经多次以战争的方式谋求欧洲的领导权；现在，经济的繁荣使德国自动获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可是它现在才发现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东德重建的关键时刻，原西德的经济实力虽然非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潮，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早已开始质疑英镑汇率能否维持下去，甚至质疑英国有没有必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刚刚结束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权，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采矿、重工业等陈旧的工业部门受到严重打击，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还导致了严重的失业；这个国家处在经济转型的脆弱时期，如果不能及时降低利率和汇率，萧条无疑将一直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英国商界领袖联名上书首相梅杰，要求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低到1比2.60，同时将英镑利率调低3个百分点，即从10%降低到7%。仅仅三年之前，英镑利率还处于15%的骇人听闻的高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现在，即使是7%的利率，恐怕也无法对英国经济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何况是10%!
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政府的态度：“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英国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但是英镑汇率已经下跌，从年初的1比2.95跌到初夏的1比2.85，又跌至8月下旬的2.80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比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直到此时，一些看好英镑的投资者仍然天真地认为，德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英国，它不会坐看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成为金融投机家的牺牲品。但是，乔治&S226;索罗斯和那些头脑简单的投资者不一样，他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这就是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他并不关心英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更关心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德国人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维持英镑汇率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让英镑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之内，或许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不利，因为一个不稳定的英镑会让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都变得不稳定。所以，牺牲德国利益维持英镑稳定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值得。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 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英格兰银行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一个晚辈门生而已。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理应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在同一天的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什么意思?如果各国不再一致行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就将难以避免，时间的延误和各国政策的分歧将纵容金融投机家的冒险，事实上使欧洲汇率机制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索罗斯反复研究着莱蒙的这些言论──他是在为英国留出后路吗?或许，他此前的严厉言论都只是虚张声势，伦敦已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但是，财政大臣莱蒙很快在9月初驱散了关于“英国是虚张声势”的谣言──他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可惜，索罗斯不是一般的金融投机家。事后他对记者表示，他从来就不相信梅杰和莱蒙的演讲。“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而且，索罗斯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本能，现在，经验和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增加赌注，而不是撤退。
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国人的肩膀上，索罗斯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德国人解除了他们对伦敦的保护，使这个金融中心完全暴露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凶猛火力之下。现在，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是摇摇欲坠的防线，他们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国际援助资金好像还没有到位。
.........决战开始。
三、乔治.索罗斯的进攻手段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可以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类:
- 多空仓策略(Long/Short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投资。这是最常见的策略，就是买进一部分股票，卖出另一部分股票，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大部分共同基金只能持有多头头寸(Long Position)，对冲基金则可以比较灵活的调整多头和空头头寸的比率；在大盘下跌的时候，甚至可以只持有空头头寸。多空仓策略也可以用于债券、商品、金融衍生品和外汇，但主要还是用于股票。
- 套利策略(Arbitrage Strategy)，几乎可以用于一切投资，包括对其他基金的投资。简单的说，套利策略就是在某种金融资产拥有两个价格的情况下，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较高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取收益。例如，某个股票同时在伦敦和纽约上市，同股同权，但是在纽约卖10美元，在伦敦却卖12美元，对冲基金就可以在纽约买进，到伦敦卖出。现实中的套利策略非常复杂，流行的分支有可转换债券套利(Convertible Arbitrage)，股息套利(Dividend Arbitrage)，兼并套利(Merger Arbitrage)等等。
- 事件驱动策略(Event Driven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和公司债券。所谓事件，就是指公司发生的大事，如业绩公布，新高管上任，新产品发行，重大诉讼，以及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新法律法规等等。事件驱动型的基金分析师是最繁忙的，一天到晚都要盯着最新的财经新闻，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打电话核实，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 循环交易策略(Cyclical Trading Strategy)，即寻找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一种资产涨价的时候，购买与之有高度正相关的资产，卖空与之有高度负相关的资产，反之亦然。循环交易策略一般需要很强的数学建模能力，并高度依赖历史数据。
- 市场中性策略(Market Neutral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投资，即同时持有数量大致相当的多头和空头头寸，从而几乎完全对冲市场风险，使基金的收益率和市场走势基本没有相关性。这种策略可以让基金经理超脱于大势之外，完全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某一个小领域。
此外，比较常见的策略还有破产证券策略(Distressed Securities Strategy)，高利率投资策略(High Yield Investment Strategy)，只做多头(Long-only)和只做空头(Short-only)策略等等，后面两种与一般的共同基金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那么，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属于以上哪种策略? 它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策略。它和极少数基金一起构成了非常特殊的另一种基金类型：全球宏观对冲基金(Global Macro Hedge Funds)。严格的说来，全球宏观不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混合的投资风格。索罗斯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并试图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获利。当索罗斯确定世界宏观形势将发生某种变化之后，他就采用以上任何一种策略，或者其他比较罕见的策略，来达到获利的目的。
以英镑战役为例。索罗斯首先通过分析信息，得出了“英国经济无法支撑强势英镑，英镑必将贬值”的结论。此后，他可以采取以下特定策略牟取利润：
- 多空仓策略：买进即将升值的美元或马克，卖空（借入）即将贬值的英镑。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于外汇市场的多空仓策略。
- 套利策略：英镑贬值可能对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英国市场上的某些金融资产可能暂时下跌到应有的价值之下；例如，可能出现某种英国基金的市场价值低于其净资产的情况，或者某种债券在伦敦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在纽约的交易价格的情况，这时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 循环交易策略：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的时候，该国股票通常都会上涨，这是有历史数据支持，也有理论依据的。所以索罗斯在卖空英镑的同时，大量买进英国股票。
最后，索罗斯的以上行为实际上都是跟踪英镑贬值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以可以视为广义的事件驱动策略。
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索罗斯在英镑危机中获利最多的是多空仓策略，他的9.5亿美元利润都是通过卖空（借入）英镑，买进美元或马克造成的。此后英国股票果然大涨，索罗斯又赚了一笔，但是远远少于第一笔。
索罗斯金融操作案例二：袭击香港
根据反射性哲学原理，索罗斯对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不感兴趣，他把全球市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同时操作，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也就是说，索罗斯是注重战略和哲学层面的大的方略，而忽视选择具体股票、债券和货币品种的传统证券理论。
泰国和香港都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就是说，无论经济状况变化，但汇率却保持不变，按照索罗斯的观点，这叫静态不均衡。泰国和香港，都是实行资本自由流动，而且资产都泡沫化严重，也许资本自由流动和资产泡沫化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索罗斯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国。1990年中期，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联系汇率制)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
1997年5月，索罗斯开始大举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同时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索罗斯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索罗斯将获利。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索罗斯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索罗斯对泰铢汇率的持续攻击潮水般地袭来。索罗斯狂沽泰，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6月19日，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索罗斯开始瞄准香港。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刚刚回归祖国，恒生指数高达14000--15000点，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疯狂程度。同时，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由于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于1983年10月开始实施，内容就是，发钞行每发行7.8 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由于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制造出数倍的银行存款。1997年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如果香港经济恶化或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香港，则港人对港元信心必然丧失，于是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制是肯定守不住的。
索罗斯对香港实行立体攻击战术，其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债券)期货、恒指期货→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其中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三个步骤：①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②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③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 = (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港元即期利率大涨。
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炒家的交易对手是某银行，当炒家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给香港金管局来换入美元以对冲。于是，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 如果该银行其在现货市场上卖出港元给另一家银行来换入美元以对冲，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亦相应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