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人民银行迅速采取了货币放松措施。10月以来，继温家宝总理和王岐山副总理分别表示担忧经济严重放缓和需要调整宏观紧缩政策之后，国内连续两月超预期放松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并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还迅速调降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一系列动作都明确指向了货币放松意图，并暗示国际和国内实体经济前景已相当悲观。本次调降准备金率超出市场预期，可视为启动了应对中期经济发展的货币扩张周期。由于利率政策受到国际低利率环境和国内负实际利率的双重挤压，货币宽松预计主要依赖数量手段持续展开。
当前，财政手段难以应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其原因在于：一是2008年肇始的财政刺激的后遗症尚未充分释放风险，二是土地财政遇冷和以减税为导向的财政改革可能会明显降低未来的财政收入，三是欧债危机强烈警示政府部门务必严格财政纪律。
因此，在财政手段受制的情况下，本就缺乏独立性的货币政策只能承载更多的宏观政策目标：既要承继之前紧缩的调控路线，又要重振经济增长并落实日益紧迫的“十二五”规划；不仅要大力支持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要谨慎应对海外债务危机造成的全面冲击；而且，还要协调好国内外货币环境，稳定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平衡趋势。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货币扩张政策既能准确预判未来经济形势，又能协调好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宏观目标关系。这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艰辛任务，货币政策如同行走于晃动的刀刃之上。
首先，通胀虽现下行趋势但不排除可能卷土重来，货币扩张须瞻前顾后。当前国内和国际都出现了有利于降低通胀的有利环境。国内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7月触顶回落并加速下行至10月份的5.5％和5％，11月和12月更是有望降至4％附近。国内农产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等已现下行趋势，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明显降低。在基数效应作用下，未来半年很可能保持较低通胀水平。但是，相当多的潜在因素有可能挑动通胀水平重新上行。例如，酝酿已久的能源、资源价格体制改革，资源税改革，“十二五”产业规划加快实施刺激国内需求大幅增加，发达国家持续强化货币宽松力度等。
其次，实体经济下滑程度深浅难料且有反复可能，货币宽松虽属必要但力度较难把握。近期，国内经济冷却程度超出市场预期，汇丰银行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挫至47.7，中国官方发布的11月中国非制造业PMI也显著降至49.7。但是，未来较多有利条件也将能强力缓冲经济下滑。例如，明后年国内产业规划密集实施并带动巨量投资，保障房建设加紧推动或能重振房地产行业，美国11月失业率超预期降至8.6％预示的复苏前景或可持续，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显著提振经济增长，并为货币放松带来较大的通胀风险。
再次，为避免冲抵前期的紧缩调控成果，货币宽松政策或陷入进退维谷。一是房地产调控骑虎难下。近期房地产价格量价齐跌显示调控取得初步成果，若继续强化调控将加大经济硬着陆风险，楼市崩盘也会殃及银行体系。但停止调控和信贷放松将有助于购房者和开发商重新获得资金继续支撑楼市泡沫，使前期调控半途而废。二是弱化银行风险管控。作为货币放松的重要手段，信贷扩张会降低银行刚努力达到的稳健经营指标，而且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无疑将助长不良贷款。三是促使地方债务风险继续膨胀。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债券在帮助推进“十二五”产业规划落地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将越滚越大。
最后，货币政策需平衡国际和国内金融环境，但海外金融和经济环境剧烈动荡将扰乱国内货币决策依据。当前，贸易顺差和外汇占款呈现趋势性减少，欧债危机继续恶化迫使热钱逐渐流出，明年国际收支状况和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能显著逆转。但是，一旦有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发生，国际金融市场可能产生巨变，要求国内货币政策必须预留足够应对空间。例如，欧债市场崩盘或欧债危机较快化解，美国经济确认持续复苏或者再次深度衰退，中东局势恶化引发较大规模军事冲突等。
货币政策执行需要持续和单向以稳定市场预期，其效果的显现又相当滞后，这显然更加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策者需要准确预判，并精准选择货币政策的时机、力度和工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造成的货币政策失误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和更严重的市场扭曲。
现代经济中，货币政策已经沦为频繁操作的常规调控手段，但是颇具讽刺的是货币刺激政策在长期是无效的。货币政策承载过多宏观目标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迟缓，深层次矛盾被积压到危机爆发时刻，并最后寄希望于货币疗法来包治百病。回顾十余年来的货币调控，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总是滞后和过度，在多重政策目标约束下日益捉襟见肘和被动应付。未来也难以相信会有恰当进行预调微调的奇迹发生。
实际上，“功夫在诗外”。国内真正要下大力气的应该是加快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减轻货币麻醉剂的用量，让央行逐渐独立出来轻装上阵，不再为堆积的难题负重踌躇。